中国传真新闻社消：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位乡村医生。在别人眼中不论他是不是称职的父亲和丈夫，但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医生。在四十三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仁心济世，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儿子，我无意为父亲歌功立传，只是想将他的事迹略作录记，以表达对父亲及所有奉献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的敬仰之情。
父亲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但在那个食不果腹、医学书籍奇缺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想学医谈何容易。父亲是上了三个月的卫生培训班后靠自学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从医之路。从十多岁起开始系统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用自己的身体练习扎针、把脉等，终于学有所成，那时候，乡村医生被称为“赤脚医生”——“身背红药箱，千家万户留脚印”。
母亲常讲，自从她嫁给父亲的那天起，生活就没有安宁过，这一点，现在的我感同身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近20年时间，父亲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行医，一个人承担着附近三千口人的医疗工作，除了每天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他与一般社员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具体的上工和散工时间。一年365天，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也不论酷暑严寒，只要有病号，他都义无反顾地接诊，父亲最擅长的新生儿（疯）症，因为口碑好，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疯”症也都慕名前来找父亲看。
村里人习惯在吃饭时间办事和串门，我家在这个时间前来买药和看病的也格外多。父亲总是把手中的饭一撂，先接待病号。从不让病号久等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老习惯，即便手中还剩一口饭，他也顾不得吃完。家人百劝不能改，病号劝也无效。他总是说：“没事没事，先看病要紧！”一顿饭热三五遍是常事，为出诊耽误吃饭甚至不吃饭也是常事。
大凡夜间求医者都是急症。因为着急，他们总是狠劲砸门，大声吆喝。由于担心父亲听不见，他们就狠狠地敲打大门，惹得四邻的狗齐声狂吠，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每当这时，父亲总是立马爬起来，一边答应着，一边摸索着穿衣服，找药箱。反应之迅速，动作之敏捷，俨如受命出征的士兵。而我们被折腾醒之后，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日久天长，我有时不免抱怨，父亲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和怠惰。
师生间有“师生如父子”之谊，作为医生，父亲则是真正地“视患者为亲人”。特别是对待那些老、弱、孤、残病号，他始终坚持上门服务。家里生活虽然清贫但他对生活困难者却特别照顾。我清晰的记得李庄的李某，姚庄村程某，花庄的周某等几个五保户每人几百元的药费，父亲全部都没有收费，20年前的几百元虽然不是巨款但是也能办一些事情。记得花庄有一位半身不遂的五保老汉，因为疾病瘫痪在床，抵抗力差经常患病，父亲也就经常接诊，直到他去世。患者因病痛折磨，脾气异常暴躁，稍不如意就摔摔打打，极不配合治疗。房中卫生也极差，异味刺鼻。但父亲不嫌脏不怕累，始终耐心地为其治疗。患者声泪俱下，临终前拉着父亲的手说：“恩人啊，下辈子让我变牛变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吧！”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实在是不胜枚举。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也被个体诊所取代。几年后父亲也开起了个体诊所。行医性质变了，但父亲的职业道德没有变。他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从不乱开药方，不让乡亲花冤枉钱，不挣昧心钱。依然默默地守着清贫，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发家致富”。
在行医之前，父亲还曾经执教。但村里的医务工作更需要他，他自己也难却医缘，于是毅然把教职让给了别人。与他同时执教的几位教师后来都转成了公办教师，其子女也都转成了城市户口。而父亲依然是“赤脚”的乡医，我也便成了永远不能蜕变的“乡村医生”。但父亲无怨无悔，他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选择当医生！”当年清集卫生院也曾经聘请过父亲，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村里更需要我。
四十多年来，父亲走遍了村中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何止是“千家万户”！哪一户人家没留下他千百次的足印；哪一家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没有接受过他的诊疗？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名坚守着自己医者职责的乡村医生。（记者：李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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